中國發展到今天，在國家的經濟財經稅賦發展上，也是出現過多次的變革，從奴隸社會的百裏溪拜相到商鞅變法，從王安石改制到雍正時期的新政，從楊炎的兩稅法到張居正的“一條鞭”，後來發展到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火耗歸公，都是爲了給國家財政收入增加上做文章。
解放後，共和國也多次對財政收入和稅賦進行改革，在財政預算上也是走了一條彎曲的道路。建國初期，由於面臨着朝鮮戰爭，國家實行了大規模赤字預算和超量發行鈔票的辦法，同時大量的發行各類公債，曾經一度使人民幣通貨膨脹，那時，最大的**分子劉青山貪污過億元，聽起來是很大的數目，但是摺合成後來發行的新版人民幣也不過萬元。可見那時的真實幣值只有後來的萬分之一。到了一九五五年國家通過發行新版人民幣而達到了穩定貨幣的目的，但是國家也急需恢復經濟休生養息，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又發行了文革前最後一次的國家建設公債。在五九年至六一年之間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國家從上到下實行了經濟緊縮的政策，共和國的總理和主席三年沒有喫肉，穿着打補丁的衣服接見外賓，那時的勤儉節約巍然成風，就算是臥薪嚐膽也不過如此，到一九六八年，共和國第一任總理莊嚴的宣佈“我們即不欠內債也不欠外債！”可是發展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國家財政狀況急劇惡化，原因不單單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是原來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模式和全面仿蘇的經濟模式帶來的弊病，從那個時候開始了一系列的稅政改革，先是國營企業利改稅，向正規稅務制度過度，其後是全面實行了國稅和地稅的兩稅制度，應該說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和中期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爲國家積聚了大量的財富。
但是，進入0世紀90年代，國家一方面經濟飛速發展，一方面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國家爲了加強我國的基礎建設，同時也是繼續拉動國家經濟和國內消費需求，引進了國外經濟學上的“投入產出”原理，大量的發行了國家公債，在各項基礎設施上進行了大量的國家投資，另外股票、證券以及期貨市場也從試點走向了成熟，以期望在產出的源頭投入可以得到豐厚的下遊回報，可是事與願違，這次的大規模投入只是完成了投資的顯性效益，三峽大壩的建成，京珠高速的通車京九鐵路等都在直接效益上取的很好的成績，但是在拉動國內其他行業的發展以及帶動國民基本消費上沒有取得預想到的效果，根本原因是投入產出的理論是西方國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理論，本身發展就不是很完善，從原理上講他的效益體現在相關企業上要大於體現在社會效益上，隨着社會科學的不斷進步，要求實現更大量的效益的規模也逐步擴大，簡單的說，在生產力低下的時候這個原理的效果非常明顯，國家要搞一個大的項目，需要大量的材料和勞力，當年建造焦枝鐵路的時候就動用了近50萬民工，而圍繞這些投入的材料和勞力又有一些外圍企業和勞力對其服務，依次類推，環環相扣，雪球也越滾越大，最後波及到整個社會。而現在，建設青藏鐵路也不過萬餘名工人，機械化程度已經不是原來所可比擬的，1萬人的消費當然不能同50萬人的消費相比較了，對社會的影響幾乎是看不出來的，同樣，現代工廠的生產能力也是驚人的，原來搞一個項目要國內上萬家企業合力，而現在幾個大型企業輕鬆的就把三峽大壩的原材料給壟斷了，因此，這些工程的建設並沒有真正的在拉動消費方面起到關鍵的作用。
從另一個方面講，改革後，由於各種原因產生出來的富裕階層佔據了大部分的民間財富，形成了新的貧富不均，60%的人佔據了民間財富的90%以上，這就是上個世紀末中國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問題。經過十幾年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和調整，國家的財政狀況有所好轉，但是在根本上還是沒有解決公民對國家有義務的公平的交納個人所得稅的問題，有錢的不見得多繳，沒錢的未見得少繳，經濟發展到現階段偷稅漏稅的現象不僅是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而且是越來越嚴重。而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和小商販則由於是最明顯的收稅對象而負擔過重，有錢人的大批隱性收入則輕易的逃過了國家的賦稅，這是當今社會矛盾的癥結。
在中央和國務院的專題辦公會議上，重點就是討論國家財政收支問題，由於建造海軍現代化艦隊，使得軍費大幅增加，急劇的大規模的國土建設更使得國家財政喫緊，爲此，大家在會上發表了各種意見，以財政部部長錢萬里爲代表的一種觀點就是繼續進行赤字預算，加大發行國庫券和國債的力度，現在國民的承擔能力已經遠遠高於上個世紀，而且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還有一派認爲我們的軍力已經夠用的了，應該執行財政緊縮的政策，沒有必要去加大國家的基本建設，更沒有必要去爲不相乾的國家去承擔義務。兩種觀點都有道理，說起來也都是冠冕堂皇的，從本質上講，支持這些觀點的人都是爲了國家和民族，但是這些都不是治國之根本，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抱佛腳而已。我作爲被點名參加的軍方代表坐在那裏十分尷尬，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對於這些只會照葫蘆畫瓢的MBA我實在是不敢恭維，如果我們國家的搞財政的人物都是這樣的“人才”，那麼我們這個國家的財政狀況恐怕是永遠也好不了，一個國家的財政謀士最怕的就是一些在外國鍍金的假專家，最怕的就是隻有虛名，憑几篇論文爭得的博士，他們基本上沒有在經濟生活中實踐的經驗，對於一些方針和措施不過是想當然，俄羅斯出了個蓋達爾，年輕輕的不到40歲，給葉利欣出了個“休眠療法”，葉利欣還真的信了，用了，結果俄羅斯的經濟真的是休眠了到現在也醒不過來。在我國也鬧出不少這樣的笑話，一些出點子的人壓根就沒有弄明白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國情，就承諾這個，實行那個，個性車牌大概是最大的笑話，也是中國的文化同這種中西結合的行爲開了一個大玩笑。三角債的方案、費改油的計劃大多是這樣的前提下提出而最後因不切合實際而胎死腹中。
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他仔細的聽着那些人的發言，面上的表情讓人看不出他到底是贊同還是反對，總理也在那裏一口一口的喝茶，喝完茶就把茶葉喫掉，然後再續新的茶葉，湖南人的習慣看來還是保留着。
“司徒，你爲什麼不說說啊？叫你來可不是光叫你聽的。”主席漫不經心的說道。
“我想，我還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吧。”我回答到，“我要是開口，觀點同這裏的完全是兩碼事，也不適合在這裏講。”
“司徒同志是搞經濟的行家裏手，所以今天也特地請你來，你只管說，其實我們這些人在這裏討論大家也是共同啓發嗎，何況，沒有最後定論前怎麼說都是可以的。”總理微笑着說。
“那麼好，大家不要怪我狂妄啊！”我笑着開始了我的觀點的陳述。
“我不是什麼經濟專家，也不是MBA，更不是什麼博士後碩士後，但是，我是我們這個共和國曆次經濟改革的見證人，也是從最低下的經濟底層苦熬出來的，我知道人民最想什麼，最需要什麼，最恨什麼，這就是我與專家的根本區別。”我目光炯炯的看着幾個誇誇其談的專家。
“我們國家現在面臨的是在財政收入上的徹底的改革，而不是用殺雞取卵的方法去解決當前面臨的困難，更不能把一些問題遺留給後人去解決。
我們先看看我們現在的國情，我們現在的國家已經不是以農業爲主的不發達國家了，農民雖然在人口比例上仍然佔據多數，但是那已經是不能再維持下去了，隨着科學的進步和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這個比例相信要不了多久就會發生大的變化，城鄉人口在戶籍上的差異早在005年就已經取消了，人們選擇職業的自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保證，東北新區的開發也在移民到位定型的方面做了嘗試，效果是好的，但是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南北東西的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爲什麼？難道真的是地理氣候和區域不平衡造成的？我看還是我們的政策沒有到位，還沒有弄明白歷史給我們遺留的民族問題的真正內涵，以前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決定我們要小心謹慎，要維護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但是，真正的民族政策是什麼？核心是什麼？這個核心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大融合而不是各民族之間的畫地爲牢模式的和平共處，那樣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給製造更多的民族矛盾提供條件和進一步擴大民族間的隔閡，漢族的發展本來就是在不斷的兼容其他民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管有多麼大的阻力，歷史的車輪就是這麼前進的，爲什麼說這個問題呢？因爲在我們進行西部大開發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很成功的把漢族文化融入到了西部的開發中去，佔國土面積6%的青海、西藏、新疆三省人口僅佔全國的1。8%不到，而且這個差異還越來越大，這無論在資源和發展上都是極其不正常的也是不合理的，講到開發，什麼是真正的開發？是人口的開發，是在那裏有實實在在的人在從事生產和生活，而我們放任在那裏的政權和鄉鎮建設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失誤，因此，開發這些地區不是簡單的資金的投入而是人口的投入，說道人口的投入，就不能想到當然是國家安排移民，那不符合民族融合的國策，應該是按經濟規律去辦事，我們可以把西北地廣人稀的地區土地向沿海和中原地區人口稠密省份的個人出賣使用權100年甚至更長，也可以允許他們在當地建立他們自選的地方政府，不用擔心當地的民族會製造分列，因爲強大的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有效的控制我們的國土完整還是做的到的。這個政策的實施，可以相當一部分的解決我們在對這些地區的補助性支出的減免，甚至還會有較大的收益，來到新區發展的漢民是不會不生產的，只要有了原始的生產就等於是國家增加了財政收入。民族之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這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去填平的，只要不出現大的動亂，我們按照法律去裁決即可。這一減一進就是我要說的生財的第一點。”
我的話剛說到這裏就已經引起了到會者的私語討論，我停了下來，想看看我的觀點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還不知道我說到的稅賦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主席和總理都在沉思中，好像片刻的冷場他們根本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