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那一年的數學考得不難，讓我差點一舉拿下滿分。好在那一年的所有科目都考得不算難，而且高考幾乎成了一項新鮮的改革壯舉，考生們像當年的紅軍和八路軍一樣在社會上廣獲支持。單位上點名放假以便我專心複習功課，同事們熱情爲我打探消息和收集複習資料，教育局開辦了一些免費的備考輔導班，名義上尚未取消的家庭政治審査在實際上也變得十分寬鬆……憑藉方方面面的這些關照，幾個月以後我居然得到了被大學錄取的消息。當時我再一次出差旅行，正在大西南的一列夜行列車上，看車內的旅客睡得七歪八倒，看窗外黑浪般的山影悄然無聲地洶湧而來。
我這才隱約感覺到，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
現在想起來，我不知道一紙錄取通知書對於我的命運有多大改變，也從不相信這份通知書註定與我在一九七七相逢。我似乎永遠會是我。但如果沒有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社會變革，大學對於我來說將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存在，後來很多生活事件對於我來說也可能是非常遙遠的存在。我想起了我的一個同伴。他比我年長几歲，老高三的高才生，聰明而且好學，只是因爲當年已經成家，有家庭負擔的拖累，就沒有參加那次高考。這一機會的錯失使他一直待在他那個國營工廠裏，一直到工廠在市場競爭中破產，一直到他在郊區靠餵豬謀生。我後來見到他的時候，他因夫妻的不和，女兒的失業等等鬧得滿臉憔悴，目光微弱而渙散，背也過早地彎曲如弓。
他支吾了一下，幾乎不想說話。
如果全國恢復高考能早一年，早兩年，早三年……大學教室裏的那個座位爲什麼不可能屬於他而屬於我？若幹年後滿身酸潲味的老豬倌爲什麼不可能是別人而是他？一個聰明而且好學的人，爲什麼不可以成爲教授、醫生、主編、官員或者“海歸”博士從而避開市場化改革下殘酷的代價和風險？
命運就是這樣捉弄人。一個人，是人世間的一顆微塵，其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社會和時代，並不完全取決於自己。所謂小勢可造，大限難違，是之謂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無法向自我中心主義的哲學熱烈致敬。我從老朋友一張憔悴的臉上知道，在命運的算式裏，個人價值與社會和時代的關係，不是加法的關係，而是乘法的關係，一項爲零便全盤皆失。作爲複雜現實機緣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我們這些社會棋子無法把等式後面的得數僅僅當做私產。
這道最簡單的算題，無論何時都不該被我們算錯。
1997年9月(最初發表於1997年《人民日報》華南版，後收入散文集《然後》
八景憶雪由於移居海南，已經多年沒有看見下雪。這次回鄉探親，剛下飛機時還只聽見機翼上有沙沙雪子響，進得城來卻已經滿目皆白，積雪掩道。汽車爬到一個斜坡時突然力不從心，手剎、腳剎以及大轟油門全不管用，車上人也來不及跳車，只能眼睜睜地隨着打橫的汽車向後滑一一幸好身後沒有懸崖。這樣的事情在熱帶海南真是不可想像。
我回鄉之前已同老李在電話里約定，這次度假，全家隨他到八景老山裏走一走。李是我當年插隊時的領導，與知青相交甚好，後來到老山裏任職一幹就是八年，對那裏的情況相當熟悉。
其實我當年的一些“插友”，當年也曾在老山裏落戶。那時的八景，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冰雪景象，總是與雪地裏一行曲曲折折的孤寂足跡相連^因爲下雪纔有農閒，有閒我纔可能進山訪友，而無雪的八景我根本無緣相見。我曾一次次興沖沖地步行三十來公裏，奔赴雪山裏的火塘、趣談、烤紅薯、口琴聲和《三套車》，還有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幼稚討論。
我當然知道，同學們眼下早已不再在那裏了，他們早已回城並且眨眼工夫就已被忙碌生計鏤出了額上的皺紋，已經在下崗的話題和麻將的嘩嘩聲裏生出了白髮。也許是久違的緣故，這些日漸解散的男女形體線條，這些熱鬧的話題和麻將，使我不無陌生之感，使我常常有點詞不達意。我一次次把夢中三十來公裏的雪地足跡拋向他們，又一次次地清楚地明白，那足跡的盡頭會有太多的空白。
我不會玩麻將，也無力讓這些老友免於下崗，免於艱難生存中不無必要的自我麻醉。也許我的八景之行只不過是對某種空白的突圍，去尋找某一隻舊夢的殘跡。就像我在一篇文章裏說的，一場壯劇或悲劇已經散場，演員早已紛紛離去，而我只能去探訪冰天雪地裏一片空空蕩蕩的舞臺和佈景，彎腰拾一縷嫋嫋的餘音。佈景仍是大雪，仍是高山流水撲面而來。汽車呻吟着從一段深深的泥濘中掙扎出來之後，潛人了八景的谷地。路邊仍有一間木屋，但那位女同學早已不再在這裏餵豬。山那邊仍有一列紅泥土屋和一個球場，但那位男同學早巳不再在那裏當夜校民師。他們不再會從窗子裏突然探出一張綻笑的臉，讓我看見他們破爛的棉襖，還有臉上的泥點或頭上的柴灰。
他們的八景峒甚至面目有變：大壩拔地而起，高峽綻開平湖，一個水面浩闊如海的大水庫淹沒了往日的家園。當機動渡船在水上剪開碧波並且剪碎一匹匹雪山倒影，我知道當年的知青點和很多山民的舊居，就在這些嘩嘩倒影之下，在湖水黑暗的深處，由那些魚龍寂寞地守候。
山裏太靜了，靜得任何一絲足音或一聲喘息都赫然膨脹了好多倍。不僅當年的知青們早已離開了這裏，連山裏的好些農民也正在遷出山外去闖蕩世界，留下路邊一棟棟或一間間的空房，留下了鳥啼的空空回聲。老李告訴我，附近還有兩個大水庫，三湖相接，風景秀美，可惜沒有人來這裏開發旅遊。他見到他的熟人們，都情不自禁地含糊其詞，把我們這一家外來人描述成一個可能的投資者，誇張我們的身份和財富背景，似乎要強迫我們一家成爲山民們眼裏興奮的閃光，在這多雪的年關，給鄉親們送一線致富的希望。
一羣水鳥從岸邊的叢林裏驚飛而起，沒人遠處一片皚皚白雪之中。我不是投資者，但不想更正李的含糊和誇張。我能夠理解八景的希望一如果不抓住旅遊這條出路，如果不把這裏的青山綠水變成商品，我不知道這些寂寞山民怎樣才能與現代的資本洪流接軌。但我也知道旅遊是怎麼回事。我可以想像高速公路把購買力和各種垃圾同時源源不斷地送來，可以想像不久之後在這裏燈紅酒綠的度假村、燒烤嘗太陽散遊艇以及日本的電聲設備和美國的可口可樂。我可以想像山裏的女兒們怎樣濃妝豔抹地去表演一些誇張的所謂民俗，而山裏的少年們怎樣穿上呆板的保安制服並且過於謙恭地去接受小費。到那個時候，人們也許會實現溫飽和富足，但是就我的記憶來說，八景這一劇不僅是演員們已分飛離散，連最後的舞臺和背景也都會徹底更換，幻變成金光閃閃的香港或者曼谷一一那也許不錯，但它還是八景麼？還是我的夢鄉麼？那是不是記憶大幕最終落下來的時候？
一段歲月最終成爲空白的時候，還會有大雪嗎？還會有雪地裏獨行人留下的曲折足跡嗎？而那些足跡又會通向什麼人的不眠之夜？
我在問你。
你知道我在問你但並不期待回答。你知道很多事我不會說出來。你還知道汽車碾着殘雪駛下大壩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不過像是從一張巨大的老照片中逃出，從依稀往日一頭撞入了陌生而耀眼的現實，向公路盡頭的地平線飛馳而去。
1998年月(最初發表於1998年《湖南日報》，後收入散文集《然後》。〕
一九九五年底，海南省作家協會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個機關經過將近一年的無政府狀態之後，我終於接受領導部門的勸說，同意出來當主席候選人。
說心裏話，我對作協這一類機構是抱有懷疑的。由於體制及其他方面的種種原因，這一類文學衙門在進人九十年代以後已經活力漸失，更有少數在市場化的無情進程中敗相層出，苟延殘喘。有些在這類機構裏混食的人與文學並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是打着文學的旗號向政府和社會要點小錢然後把這點小錢不明不白地花掉。這類機構正當的前途，當然應該是業餘化和民間化，但革命沒法冒進，原因是現有人員得有個地方喫飯。這就是我也當不成改革英雄的處境。
我明白，我只能暫時接受這樣一個體制，在這個體制下無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只能上一點保守療法，當一個還過得去的維持會長。“大局維持，小項得分”，這是我當時給自己暗暗設定的工作目標。而協會下屬的《天涯》就是我決心投入精力的“小項”之一。在我看來，作協其實並沒有太多正經事情可幹’比如作家從來不是什麼作協培養出來的，開餐館、拍廣告等“以副養文”又有不務正業和自我糟踐之嫌，算來算去，別把雜誌社的編制和經費浪費了，也算是件事吧。（未完待續）